王晴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 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 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
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
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 这一趋向，与 20 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 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 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
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 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 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3 年海登 · 怀特的《元史学》和 1978 年爱德华 · 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 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 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 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 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 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
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 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 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 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 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
荷兰史家法兰克 · 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 1989 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 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 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 · 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 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
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 · 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 · 科坎能） 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 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 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 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 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
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 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 自 17 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德国的利奥波德 · 冯 · 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 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 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 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 19 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 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
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 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 · 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 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 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
从 2007 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一概念， 其中心意涵是在 19 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 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 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 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terra incognita)， 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
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 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 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 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
201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 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 1400 年至当代的历史。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 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 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 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 同样，2011 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
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 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 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 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
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 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 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 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 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 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 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 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
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 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 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 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 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 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 · 亨特，在 2014 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 （1）马克思主义；（2）年鉴学派；（3）现代化理论；（4）族群和认同的观念。 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 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
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 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interspecies) 研究。 如贾雷德 · 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 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 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 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 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
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 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 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 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 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 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
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 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 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 2015 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 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 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
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 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 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 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 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 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 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 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 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 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 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
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 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 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
1986 年美国史家琼 · 瓦拉克 · 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 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 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 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 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 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
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 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 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 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 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 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 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 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 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 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 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
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 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 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 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