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原载于 1919 年 7 月 20 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 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 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 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 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 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 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 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 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 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 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 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 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 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 「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 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 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 「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 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 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 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 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 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 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 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 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 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 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 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 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